“我今年47岁了,我也算是有了一定的人生阅历。这会让我用某种批判的方式看待世界。我觉得每个人都会这样,虽然不想,但会对社会上所谓的恶有更多的敏感性。也就是说,对于那些好的东西,人们会乐意享受,但在创作的时候不会太重视。在我看来,我更愿意将电影当作一种驱魔仪式,而不是对现实的赞礼。”陈学礼:谈到这里,你们可能也已经感受到,很多时候我们实际上是无法把民族志电影和纪录片扯开关系的,没办法把它们彻底分开。实际上在1895年电影产生没几年后,整个影像的创作有两个分流,一个是保持了我们所谓的纪录片的传统,另一个可能进入了所谓虚构电影的脉络。在这个过程中,民族志电影这个脉络其实又是慢慢从纪录片里分离出来的,所以如果我们要问民族志电影的“妈妈”到底是谁?实际上还是纪录片。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,我们都叫它民族志电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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